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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应该给农民留有后路还是应该破釜沉舟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中国的城镇化不能是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单向过程,而应当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最后救济与保障。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中国的城镇化不能是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单向过程,而应当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最后救济与保障。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

      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即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

      所谓从农村拔根,就是农民让渡自己在农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得进城的第一桶金。

      从农村拔根,不仅可以获取进城所需安家的资金,而且可以自断后路,从而真正城市化。

      既然城镇化是农民从拔根和到城市落地,就一定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就是让农民自由进城和资本自由下乡。

      张曙光研究员认为,唯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提升中国城镇化的品质,加快中国现代化的速度。

      我(本文编者贺雪峰)不同意张曙光研究员的意见。因为在当前中国城市资本过剩的情况下面,允许资本自由下乡,资本将如洪水猛兽吞噬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这个基本保障。

      城市资本之所以有强大动力,一是货币会贬值,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最好的储存手段。二是城市人希望在农村有一个休闲去处,每年去度度假,享受田园风光。

      问题是,从农村拔根的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落地,却是未知数。

      农民不可能,用他们让渡农村土地权利所获收入,在城市买得起房子。

      也许,他们可以在中西部县城买得起房子。即使,他们买得起房子,他们也很难在城市安居得下来。

    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应该给农民留有后路还是应该破釜沉舟

      当前中国农村,70%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

      一个农民家庭因此同时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支出比较少。这样,农民家庭就每年都有结余,日子就比较好过。

      现在全家进城了。年龄大的父母,很难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年轻子女在县城务工的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人生活,只能到沿海地区去务工。

      而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事事都要花钱,仅仅小区物业费,就要占到全年收入的很大比例。

      全家进城了,收入减少,支出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家庭经济必然拮据,家庭关系必然紧张,所有家庭压力,向缺少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转嫁。

    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应该给农民留有后路还是应该破釜沉舟

      从老年父母角度看,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正在为他们的子女积累打拼,自己成为家庭拖累。因为,已经从农村拔起,老年父母不再回得去农村,在城市局促的家中,他们每天都备受煎熬,时间长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现在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欧美日的七分之一。

      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提供足够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机会和就业岗位。

      农民全家进城,进城失败后,又不能返乡。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贫民窟。

      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农民从农村连根拔起后的现象。比如印度、印尼、菲律宾、拉美国家。

      一方面是城市触目惊心的超大规模的贫民窟,一方面是农村的凋敝。城市贫民窟。不仅对农民,是不人道的去处,而且是现代化中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是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单向过程。而,应当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

    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应该给农民留有后路还是应该破釜沉舟

      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最后救济与保障。

      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

      农民进城,“人努力、天帮忙”,他们就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

      但,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就应当允许他们选择返乡,就要为他们留下返乡的退路。

      进城失败农民,只要回到了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具有力量。农民住自己的房子不花钱。种自己的承包地,可以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

      搞副业可以获得一些现金,庭院经济和自给自足极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亲戚朋友住在村庄中,无论身体还是灵魂,都有安全感。

      也许村庄生活的日子不富裕,却很踏实。

      相对于漂泊在城市的煎熬,宁静的农村生活实在很好。

      若国家为农民解决他们在农村生产生活所需基本条件,进城失败农民从城市退养,就可以与农业完美结合起来。

      中国的城镇化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普遍的进城失败及进城失败后的返乡。

      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才没有城市内二元结构。这也使得中国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周期。

      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回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也是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

      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

      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

    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应该给农民留有后路还是应该破釜沉舟

      农民的未来在哪里?

      农村改革有几条主线同时展开,除了土地改革外,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为了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改革,说白了就是谁来种地,以什么形式种地的方式将会出现大的变化。

      一、大规模农业不符合国情

      西方工业化路径在工业领域被验证是成功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农业也能复制这样的路子,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家。

      从中央的各项文件政策分析观察,也的确没有想鼓励大农业的具体措施,简单说是有意愿而不敢。因为原因很简单,实施了大规模农业,现有的几亿农民无处安置,城市里容纳不了,农村将会出现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想想就很恐怖。

      二、农业也走中庸之道?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的确出现了明显的弊端,万亩规模经营又不敢大规模鼓励和引导,那么适度规模将会成为唯一剩下的可选项。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在新格局下,统的层次形成了集体经济、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

      分的层次形成了普通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多元经营主体共存局面,由此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体系。

      止目前,目前全国平均规模200亩的家庭农场有87.7万家,农民合作社153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35.6万家,各种类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115万家。

      三、农民何去何从?

      1、一部分农民进城开始脱离农业本身。

      2、另一部分在农村演变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一部分人为新型经营主体打工。

      4、最后一部分只能无奈的在农村孤独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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