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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逃回”北上广的年轻人

    从广州“逃回”老家潮汕两年后,周亮再次坐上了返回广州的火车,继续住在每月500元租金的广州城中村里。

      从广州“逃回”老家潮汕两年后,周亮再次坐上了返回广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的火车,继续住在每月500元租金的广州城中村里。

      他说,那时自己的心情很激动,感觉前边好像有一片光明在招手。“在老家的工作让人找不到价值、看不到希望。”

      2018年年中,从北京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回到西安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开了一家广告传媒公司的刘忠宏,揣着最新的商业计划书,也再度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创业路。

      “北京的人才和资本集中,市场需求也大,前沿科技创新迭代速度快。”刘忠宏说。

      房价和人力成本高涨、加班严重、生存压力大,曾经“逃离北上广”的他们,却又重新踏上了回归之路。

      回到家乡,远没有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好。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数创业者和互联网“打工族”们,再次经历着挣扎。

      带着北上广的思维和环境的烙印,他们在二三线城市中感到迷茫。复杂的人情关系、缺乏合适的工作、工资低……二三线城市收留了肉身,却无处安放梦想。

      逃离北上广

      2013年,周亮决心从广州回到老家潮汕。

      周亮的大学就是在广州读的,毕业后,他放弃了与自己工商管理专业对口的工作,选择了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了当时开始走热的自媒体领域。

      当年从老家来到广州读书,他发现了两座城市的鸿沟,“自己比别人知道的事情都要少”。他平时会特别关注各类新闻资讯,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因此,他选择了一份自媒体工作,也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这种状态”。

      但很快,周亮发现,一线城市的工作压力和节奏远超过了他的预计。他不仅要做媒体运营,同时也要负责写项目提案、陪老板拿项目,通常做PPT要到凌晨一两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压力太大,而且工资也不高。”

      刘忠宏在北京写完了在线教育返利网站项目的商业计划书后,找到了两个合伙人,2014年11月,开始寻求融资。尽管北京是互联网项目和投资人最密集的地方,但他连续见了十几家投资人,却毫无眉目。

      来自甘肃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平凉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的刘忠宏决定将落足点选在西安,并在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积累了经验和资源后,再找融资,成功率就会高一些。”

      从三四年前开始,“逃离北上广”成为一股热潮。从二三线城市来到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们,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之下,开始回头寻找最初的“归属感”、“安全感”。

      不止是他们。面对一线城市日益上涨的人力和运营成本,一批原来在北上广落地的创业公司,也开始逐渐向二三线城市“下沉”。

      2017年8月,锤子科技完成了近10亿元融资,成都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政府基金领投了其中的6亿元。随后,锤子科技将总部迁往成都,有大约200名锤子员工随之入驻了天府之国。甚至,考虑到四川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方言,罗永浩淡化了“锤子”的名称,统一将之称为坚果。

      近几年,包括小米、华为、今日头条、趣店等公司,都采取了将公司总部向二三线城市迁移或者在当地成立第二总部的措施。

      物联网服务商树米科技选择把分公司开在成都。“我们的业务要服务全国。公司总部在北京,有上海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分公司和深圳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分公司,能覆盖华北和东南沿海市场,在西部也还需要有一个点来服务客户。”树米科技副总裁袁飞对《今晚财讯》说。

      树米科技选择落户成都,也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为其提供了包括员工个人税收、企业税收等项目扶持的优惠。

      据了解,树米科技的北京总部在一个众创空间里,一个工位的月租金将近4000元,一个月光场地租金就要十几万。而到成都开分公司,租金大概只有北京的一半。“人力成本也会降低。成都的员工薪酬比北京低大约20%-30%,某岗位在北京雇佣一名员工月薪要1万元,成都则只有七八千。”

      电动摩托车初创公司逸沃科计划在今年将整个公司从北京搬去成都。“成都目前给我们的租金免费,税也有减免。”联合创始人孔菲菲对《今晚财讯》说,“成都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北京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假设我们原来花1万元只能招一个研究生,去成都就可能招到一个博士,整体的人员结构可以提升。我们和当地政府签了五年协议,前三年可以减免租金,后两年减半。”

      非一线城市对这些“搬家”的科技企业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争取人才和公司,它们提供了送户口、发补贴、给人才房、设置创业基金等政策。

      一名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告诉《今晚财讯》,各地方政府都为吸引创业创新公司设置了不同的专项,比如创新专项、环保专项等。公司申请后,如果符合标准,政府会根据公司的投入和产出效益来综合评定补贴幅度。一个周期在两三年内的项目,一般大约能获得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的补贴。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我们这些初创企业想要拿到政府的一些项目补贴或者支持,相对来说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而且支持额度也不会这么多。”他说。

      后悔和苦恼

      然而,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

      “不少科技公司,离开北上广两三年后就后悔了。”一位物联网共享服务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张程(化名)的投资人曾对他说。

      “虽然二三线城市的成本比一线更低,但是人均劳动效率,也就是人效也更低,大概只有一线城市的1/3。在北京招一个人的人效,能顶在二线城市招3个人。”张程说,“二三线城市缺乏北京、上海那样火热的创业氛围,还有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本地员工大都有房有车,生活压力不大,一般只肯工作到晚上六七点就下班了。”

      回到潮汕的周亮,过了一段时间在广州时憧憬的“安逸”生活。他加入了当地一家文化传播策划公司做策划专员,试用期三个月,月薪1800元,社保只能转正后再谈。公司离家只有十几分钟,早上吃完饭到公司擦擦桌椅、看看新闻,中午还能回家休息,晚上五点半下班,偶尔加班也觉得没什么,“反正家离得那么近”。

      这里和北上广仿佛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周亮周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都有房有车,业余时间开个小店,周末没有加班的,一家人开着车去厦门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和深圳玩。”

      缺少拼命干活的人,是二三线城市创业者最大的苦恼之一。

      “西安出来的人才,大多数还是都去了北上广。”刘忠宏说。2018年,他的公司营收大概50多万元,毛利率为42%,“只能算个小生意”。

      2011年,还没有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时,刘忠宏就选择好了自己的工作单位:鄂尔多斯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的一家煤炭国企。那时,他月薪能拿8000元,还有五险一金,相对而言,是很多人希冀的“安稳”的日子。当时他曾以为,自己这辈子的人生轨迹基本就在西北五省了。

      2012年国庆节,刘忠宏向单位请了假,第一次踏出西部。他到长三角走访了几家钒电池和光能光伏工厂,还特意去杭州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参观了阿里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巴巴。

      在深圳目睹了智能手机制造的蓬勃发展后,他决定,留在这里工作。在深圳的一年中,业余时间他疯狂参加各种展会、互联网论坛,“三观不断被重塑”。

      2014年初,刘忠宏来到北京。这一年里,几乎每天他都待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各个创业咖啡馆,和全国各地来找融资的创业者聊天。他看过趣店创始人罗敏在台上做项目路演;礼物说创始人兼CEO温城辉找他做过市场需求调查问卷;在线教育O2O公司请他教创始人陈远河也和他探讨过项目的商业模式存在哪些问题。

      刘忠宏在这里“脱胎换骨”:“如果不创业,就是愧对这个时代。”

      当年鄂尔多斯“山沟沟里”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在煤炭行业效益比较好的那几年,很多老员工挣了钱除了存银行外,没有任何投资的意识;在这个行业里工作的人,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亲戚继续在能源体系里工作。“他们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外面的工作都是不稳定的。”

      刘忠宏感到,那里的人“思维太封闭僵化,跟社会脱节了”。“当年在煤矿里,看到优酷土豆合并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以后不用下载两个客户端了。环境离互联网太远了,我不会去思考背后的行业影响。”

      在西安,同样缺乏北上广那样的商业环境。“西安移动互联网公司的数量,比北京差远了,大部分公司都是渠道代理商。”刘忠宏说。

      刘忠宏还在持续关注创投圈的动向。2018年,当衣二三等公司拿到融资后,他带着一份租赁电商项目的商业计划书,再次重返北京。“那里才能接触到最新的信息,最优秀的人和最密集的资源。”

      周亮则慢慢发现,在潮汕,他总是高兴不起来。当地没什么文娱活动。他出门逛一圈,常常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能宅在家。

      工作上,他也觉得看不到前景。“我爸在一家工厂工作了二十多年,工资从以前的2000多元才涨到现在的4000多。我转正后每月工资3000,但是一年半都没有加薪。老板直接说,虽然我工作能力有提升,但是没办法给我加钱,因为这些项目都是他刷脸拿下的。他和我们明着说:小城市房价虽然低,但你们想来我这里打工攒钱买房,对不起,做不到。”

      小城市的人际关系也让周亮头疼。“领导的能力不行,也不懂我的工作。我感觉自己根本没有创造价值。”

      “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周亮决定,重回广州。

      回到广州,周亮入职了一家位于珠江新城的企业,继续做商务和活动运营,工资每月比在老家翻了一倍。

      他在公司附近的城中村与亲戚合租了个两室一厅,每人每月房租500多块。房子是早年广州当地农民建的那种只能看到一线天的“握手楼”——楼房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两个人分别站在两栋楼的窗边,甚至可以握手。

      但这没有阻挡他留在这里的决心。他时常会去北京出差,与业内知名的同行交流。“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会学到很多东西,觉得这才确实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重返一线城市的“白领打工族”不止他一个。2016年,腾讯QQ大数据一项针对5334万北上广深外来人口的调查就显示,有12%的人在2015年春节假期结束后没有再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广东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江苏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河北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山东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湖南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浙江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成为他们新的落脚点;而“逃离”之后,他们又有近3成人在接受调查时表示,打算重返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聚集着国内前沿的公司,也承载着无数人的抱负和梦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一线城市是这些行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而大多数985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首选,目前仍是北上广深。

      据网易数读报道,2017年,985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省市为广东、北京和上海。即使是在二三线城市“抢人大战”愈演愈烈的2018年,也是如此。拿中国人民大学来说,2018届毕业生在一线城市的就业人数占了总就业人数的68.27%,而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仅为8.81%。

      在路上

      北上广生存仍旧“大不易”,但周亮和刘忠宏并不后悔。

      刘忠宏新的创业项目找到了两个合伙人,他们在北京无界空间租了工位,一边做项目,一边找融资。带着“老乡”的关系,他和包括滴滴的原始股东之一吴瑞在内的几名甘肃籍投资人先后见了面,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春节期间,刘忠宏回到了西安,但他没有气馁。“我年后还会再到北京去。”在他看来,创业还是要到一线城市打拼。“努力提高自己的认知,才是唯一提升自己的道路。”

      周亮已经跳槽到一家传媒集团,工资也比之前上涨了30%。

      他感觉自己走出了事业瓶颈期,总觉得自己要不断学新东西。“我现在的领导都比我优秀,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公司有一个创新小组,专门尝试做新的项目。”

      去年年底,周亮拿出自己的积蓄,再加上亲友的借款,付了首付,在广州买了一套30多平米的小房子。“先买下,慢慢再往大了换。买了房子才能落户,孩子的户口也能迁到广州。”周亮说,“我希望孩子能从小就在广州读书,不要像我一样,一直到读大学,才开始去接触更广阔的社会。”

      2018年底,互联网公司纷纷裁员也给周亮带来了焦虑,但他说,“不影响心态。”

      现在,仍然不断有老家的朋友来问周亮,自己应不应该出去闯一下。

      “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去做就是了。”周亮说,他认为,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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