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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巧家官员:农民的地是共产党给的 并非积累

    巧家县国土局数位官员回答不出来巧家县一年究竟有多少征地指标,也说不清楚迤博村到底被征多少亩地,只是否认村民说法的“客观性”,并特别强调巧家县的征地补偿标准已经是全昭通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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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家前夜

      “我们村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征地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云南巧家报道

      62岁的邓国英本来很不情愿去签《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但是2012年5月10日以前不签字的话,“房子一样要拆,划拨的安置地块也没你的份了。”她抱着1岁零两个月的小外孙,红着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5月7日开了动员会,8日宣布开始签拆迁协议书,10日是签约的最后一天。按原计划,当月15日就要开始宅基地的拆迁。

      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的拆迁没有安置房,每个人都得拿着补偿的钱,自己去划拨的安置地上重新盖房子,而邓国英所在的村民小组6组具体会安置在哪里,还没个具体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她可能也得像前一个拆迁批次---5组的许多人一样,在废墟里或者半山腰的临时安置地搭个简易棚子“过渡”。

      5月10日,还只是上午9点,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太阳已经开始烤人。

      邓国英背着外孙,陪家人一起在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排队。她家负责签字的是25岁的女婿唐天荣,排在她后面的是她弟媳妇,30岁的冉。

      冉玩了一点小心思,说:“姐,你看咱都是一家人,你让我先签吧?”

      排名在前面先签的,根据县政府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会有所“奖励”。

      邓国英没有计较,就让她走到3个工作人员面前的桌子旁边先签了,女婿唐天荣紧随其后。彼时的邓国英心情沮丧,根本无心计较,迷迷糊糊地完全不知道也无法预料,在那一刻之后,她和她的家庭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第四次征地

      虽然才签协议,早在2011年9月,邓国英就已经成为了实质性的“失地农民”。

      那时候,她家的4分耕地上,已经结起了黄豆,眼看着就要成熟。她的大孙子也开学上高一了,大孙子的父亲早亡,母亲多年前已经改嫁,十几年来全靠邓国英种田、给人带小孩赚点钱来养活。大孙子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400元,还差300块没凑够,邓国英巴望着地里的黄豆快些熟了,卖了钱给孙子交学费。

      2011年9月22日,几百名邓国英口中的“警察”,带着5台挖掘机,一鼓作气把她家的地,连同其他村民的大约几百亩地,全给挖掉了。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原本僻静的山里小县城,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阵仗。

      相对而言,邓国英比7组的郑永江要幸运一点。

      9月23日,挖掘机开到了7组的农地上,冲动的郑永江装了一矿泉水瓶的汽油,泼在自己身上,并且冲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叫嚷着要跟驾驶员同归于尽。

      结果,他家的两亩多地没保住,自己也被行政拘留5日,紧接着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三缓四,在看守所里呆了近7个月才被取保出来。

      根据巧家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当日郑永江试图阻止的,是巧家县城区规划征地补偿指挥部的“现场施工”。

      “我当然不服,我还要上诉。”郑永江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签过任何协议,我家的地甚至都没有丈量,就直接被挖了,我种的芒果也直接被挖了。”

      郑永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迤博村7组和8组的地,是为了瑞鑫地产公司的白鹤花园房地产项目而征。

      实际上,瑞鑫为了这个项目,早就已经进入巧家,几年前就建好了售楼中心,但是地一直没有征下来。

      “我们村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征地了,”郑永江说,“90年代修过境公路(云南303省道),征过一次,因为是公共建设,大家都支持了;第二次是说修客运站,结果征来荒了7年没修,最后建了堂琅鑫苑小区;第三次是说修人民医院,又荒了四五年才动工。”

      “这一次,我们都不同意了,我们都知道是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但是政府官员后来却解释说这个征地是为了城市的重新规划,为了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

      迤博村的多位村民都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不相信“征地是为了移民安置”的说法。那些按捺不住的房地产商们,早都已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架起了广告牌,甚至建起了售楼中心。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征地是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的移民安置相关,这个旧城规划和改建的项目就应该由三峡集团公司来埋单,显然不能再让地产商来经营。

      被政府征去的地,除了用于白鹤花园等楼盘,其他还有些规划地块可以再买回来,只不过,以6.5万到8.5万/亩价格征出去的地,再买回来就得80多万一亩。迤博村7组和8组的村民告诉本刊,这是想继续在规划区内经营汽车修理店的村民询问所得的回复。

      “开发商就要死了”

      “这一轮征地,迤博村涉及7个村民小组,共被征了2200亩土地,其中1600多亩是农田。”迤博村4组的前任生产队长,70岁的邓崇林对本刊记者说,“7组8组是为了瑞鑫的白鹤花园,1组4组是为了江源地产的城市花园小区,还有几个地产公司分了其他几个组的地?”

      面对本刊记者,巧家县国土局数位官员回答不出来巧家县一年究竟有多少征地指标,也说不清楚迤博村到底被征多少亩地,只是否认村民说法的“客观性”,并特别强调巧家县的征地补偿标准已经是全昭通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市最高。据称清楚具体情况的分管副局长陈泽荣,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巧家县城乡规划与建设局规划所长杨力宏向本刊表示:迤博村的征地,跟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没有关系。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亦证实了这一说法。

      杨力宏说:“全国早就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巧家成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才刚刚起步。白鹤花园这些项目,开发商已经来了七八年了,土地征不下来,县委县政府可以说是伤尽了脑筋,为这些征地拆迁的事情。”

      “土地本来应该是公有的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一份,为啥现在掌握在农民手头?并且他这个土地是共产党拿给他的,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杨力宏对征地拆迁政策的宽松度持保留意见。

      他认为,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比较起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而言,算是“贵族阶层”,城市里面的人什么都没有,还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失地农民能获得一大笔钱,却为什么得“包抬包埋”,什么都要政府来做,这样岂不是“养懒汉”?总有一些漫天要价“敲诈勒索”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得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哪里有那么多钱来处理这些事情?比如在某些地方,修一条路,钉子户就在路中间坚决不搬,政府竟然就没办法把他搬走,那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形象在哪里?”

      杨力宏告诉本刊记者:“县委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再不推进,巧家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只有死掉了。城市化进程也没办法推进了。

      城市化“大跃进”

      多位巧家的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对白鹤滩水电站充满期望,因为这个国家级的大型工程将前所未有地拉动地方的发展。

      巧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亦无支柱产业,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如果不是建白鹤滩,难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而现在,不仅公路通畅了,白鹤滩一旦蓄水,巧家就成了一座湖光山色的水岸城市,正好打造“西部三亚农用地商住地工业地”。

      按照巧家县2010年制定的总体规划,巧家将打造“湖滨生态旅游城市”。规划区范围是62.2平方公里。原来2平方公里的县城,到规划期末也就是2030年,要达到11.1平方公里,现在5万左右的人口要增加到12.5万。

      白鹤滩水电站开建之后,海拔825米以下的淹没区涉及移民人口约5.5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要安置在县城规划区范围内。

      而按照昭通市给巧家下达的“城镇化”任务,在“十二五”期间之内,巧家的城市化水平要由目前的14%达到30%。

      在这样的压力下,巧家县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该县的战略是每年以0.5平方公里(即750亩)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他看来,这“大跃进”一样不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城市要发展,要有基本人口,也要有产业支撑,现在巧家没有什么产业,无非就是等着一个白鹤滩水电站今后带来的一些水产和旅游业。

      房地产项目的大举进入,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几大水电站淹没区以下的人,偏好到巧家来置业。因为巧家的基础建设、居住环境相对而言更好些。

      巧家县本身是一个生存空间有限的山地县城,再发展和扩展,就是不断地往山上开发。

      因此,面对几大水电站未来数十万移民,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增长,生存空间成了竞争性资源。同时,水电移民、城镇拆迁等新矛盾,也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个巨大的课题。

      2012年3月底,当本刊记者第一次路经巧家时,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刚刚展开。在白鹤滩坝址附近的山坡上,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告诉本刊记者,在与三峡公司会谈时,地方党委政府提出,“希望企业能最大限度照顾老百姓的利益。”

      潘勇说:“当地县委政府,这个观点很明确,不能牺牲老百姓利益。我们的口号是要全力以赴支持国家建设,千方百计维护移民的利益,县委政府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并且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多重世界

      当下,不仅迤博村的村民面临着颠覆性的改变,七里村等淹没区的准移民亦闻讯而来,向本刊记者讲述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土地大量被征或者以租代征的故事。

      在如今的巧家县城里,工程车扬起的尘土随时拂面而来,整片整片的荒地和新小区、低矮的土墙老房屋交相杂陈。街头巷尾,各种“枪支、炸药、迷药、手机窃听、办证、K粉、黑车、贷款”的“牛皮癣”广告随处可见。

      本刊记者与一位国土局官员笑谈:国土局的大门口竟然喷着“枪支、炸药”的广告,这位官员嘿嘿笑着说:“这算什么,你去看公安局、派出所的墙上都喷着呢!”

      在最繁华的303省道上,路的一边有新评级的星级宾馆,另一边是正待拆迁的古早民居。俯临大路,不通水不通电的半山坡上,李登珍的“家”是另一个世界的建筑物。

      穿着重叠补丁的上衣,裤子破了一个洞,草鞋连同脚满是灰土,今年74岁的李登珍是迤博村5组的村民。2012年4月22日,她家和同村的六七十户人家一样,摧枯拉朽的,房子被拆掉了。当然,他们都签了“同意”。

      此后,她和老伴在半山坡的“临时安置点”搭起了简易棚,四面透光又透风,没有门,甚至连门帘都没有。同村的杨顺芳等人,则就地在被拆掉的废墟上搭了棚子住着,离他们很远。

      4月23日晚上,一只流浪的小白狗悄悄来到他们的窝棚里,挨着李登珍和她老伴儿一起睡,大家从此相依为命。春天的荒山上还不算太热,到了五月中下旬,气温逐渐升到40摄氏度左右,晚上蚊子更是黑压压的攻击人。

      “头这边,脚那边,点两排蚊香都不顶事。”李登珍对本刊记者说,“这里大概还能再让住一个月,但是一个月后再去哪儿,还不知道。两爷子才四分地,也赔不了几万块钱,修不起房子嘛。”

      “巧家这些年来已经变得不一样。”迤博村的老生产队长邓崇林说,“最好的年代就是农田包产到户以后。那时候,我们打通的山泉还没有变成自来水厂和矿泉水公司,千亩良田都是最好的水田。那都是基本农田。种‘算优’稻,亩产大约1300多斤。后来水没有了,变成旱地,种麦子、花生、苞谷、甘蔗、四季豆、红苕,还有各种蔬菜,也是产量很高,因为这里的土质相当好,挖下去七八米才见硬土。”

      猛然间,失去了土地或者即将失去土地,农民面临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县城的色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变得多彩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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